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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我们的故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头绪就多了起来，正所谓花开数朵，各表一枝，我们也只好一件件地分开说了。回头再说曾泽生，处理完暂编第52师的事，扣押了参谋长徐树民，又安排了陇耀、白肇学两个师对新7军方面进行警戒，已经是17日凌晨2时了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又匆匆地将起义的临时指挥部搬到了裕昌源面粉厂，也就是第545团的团部，从明面的解释是，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、副团长赵国璋，思想倾向进步，拥护起义的态度很坚决。其实，应该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解放军方面，有这样的指示；二是曾泽生等人，更怕郑洞国、新7军或者是特务组织给他们来个斩首行动。此时，不仅第60军的军部挪了地方，就连暂编第21师和第182师的师部同样挪了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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烛光之下，曾泽生奋笔疾书，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亲笔信，为了我们故事的完整性，我们把曾泽生写给郑洞国的亲笔信，全文复制粘贴如下：

桂庭司令钧鉴：

长春被围，环境日趋艰苦，士兵饥寒交迫，人民死亡载道，内战之惨酷，目击伤心。今日时局，政府腐败无能，官僚之贪污横暴，史无前例，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，极尽压榨之能事，国民经济崩溃，民不聊生。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，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。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，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，理应救民倒悬。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，以军事行动，反对内战，打倒蒋氏政权，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，向人民赎罪，拔自身于泥淖。

公乃长春军政首长，身系全城安危。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，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，望即反躬自省，断然起义，同襄义举，则国家幸甚，地方幸甚。竭诚奉达，敬候赐复，并祝

戎绥！

曾泽生敬启

而曾泽生写给李鸿的信，内容基本一样。

17日拂晓，曾泽生即派第60军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，后送李鸿。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：“我见到郑洞国本人了，他们正在开会，乱糟糟的。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，'曾军长要起义，请他自己考虑，要我和他一路，我不能干！’”

而郑洞国本人的回忆录里却说是，他得到第60军起义的消息后，就让副参谋长杨友梅去找曾泽生，曾当时写了一封信交副参谋长带回，信中说明了他起义的原因和已经起义的实际。郑洞国没有表态，让人把曾泽生亲笔信的全文，发给了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卫立煌。

有关这封信的内容，应当是真实的，曾泽生劝说郑洞国一同起义，也是真心的，然而，这个时候的郑洞国，根本不可能拥护起义的。但是，他也没有抱定必死的决心。或许，这个时候的郑洞国，心里所幻想的，新7军突围，或可有一线希望，剩余的，便全是麻木与无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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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下郑洞国那边的混乱，再说写完信的曾泽生很快便又接到了军部打来的电话，说任孝宗、李佐两个人已经回来了，还带回了解放军的正式代表刘浩等人。

曾泽生听后，喜出望外，急忙驱车回到了军部，双方简单地见面之后，所说的已经不是第60军起义的问题了，而是很快向刘浩等人谈了当时长春的情况，说出了新7军在得知第60军起义之后，不敢冒险突围，现在双方都在最大的克制之中，保持着对峙。

曾泽生认为：“从新7军的情况来看，有所松动，主要将领李鸿、史说、龙国钧等人虽然思想反动，但也不得不为新7军数万将士的生命着想。我建议解放军停止攻击，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考虑，迫使他们放下武器，尽量减少双方伤亡。”

而刘浩也认为：“新7军没有贸然向第60军阵地发起进攻，也没有实施突围行动，说明他们已经犹豫了，对于他们，还有争取的可能。我这里马上向总部报告，做出两手准备。第一，由解放军一部迅速接防第60军阵地，加大对新7军的武力威慑；第二，积极争取他们全部或者一部投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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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一致意见，争取新7军官兵起义的工作也就此展开，已经完成任务的任孝宗和李佐就高高兴兴地各回部队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中山马路两侧的士兵双方都在面对面的挖工事，但还没有发生战斗。整条中山马路上，交通已断绝，路上已没有行人来往，整个长春城东西两边通信也已断绝，完全变成战斗状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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